陪你把一辈子，
慢慢写成一本书。

头一回见周师傅使刀口尺，是我进厂那年的冬天。他把我锉了好几天的铁块拿过去，从抽屉里抽出一把薄薄的尺子，往平面上一靠，对着窗户照。光从尺子和铁之间漏过来，一道一道的，像窗纸没糊严实。

七五年腊月，我十七，背着铺盖卷去县农机修造厂报到。我们公社去了三个。我妈给我缝了个布包，里面两双鞋垫、一包炒黄豆。厂门口有棵大槐树，叶子掉得精光。分车间那天我分到钳工车间，跟周师傅。他四十多岁，个子不高，话少，左手少半截小拇指。

车间是个铁皮大棚，冬天跟冰窖似的。中间砌着个生铁炉子，烧煤块，炉子上坐个大铝壶，壶嘴呼呼冒白气。大家锉几下就凑过去烤烤手。周师傅不烤，他说手烤热了锉出来的东西就飘。我那时候不信，觉着手热乎了才使得上劲。

头一个月他啥也不让我干，就给一块铁，锉平面。锉平了再锉，天天锉。我心里不服，觉得这算啥本事。十来天以后，我觉得平了，拿手一摸，光溜溜的，准没错。拿去给他看。

他接过去，没吭声，拿刀口尺往上一靠，对着窗户一照。光从缝里漏过来，一道一道的，清清楚楚。他说：“光会说话。”把铁块还给我，低头干自己的去了。

我脸一下红了。

那一冬天手冻得全是裂口，一按一个血印子。我拿胶布缠上，接着锉。到开春再拿给他看，他照了照，没说话，点了一下头。也就那一下。

我中午多打了一个馒头，坐在条凳上啃。也不觉得比平时香多少，但就是想多打一个。

宿舍八个人，上下铺，窗户漏风，拿报纸糊的。晚上有人拉二胡，拉得不成调，大家也听。头回发工资十八块，寄回家十五，我留三块。我妈来信说钱收到了，让我别省着，吃饱。信是我妹妹写的，字歪歪扭扭。

开春以后，周师傅开始把别的活往我手上递了。^①

第二年开春，周师傅开始把修东西的活往我手上递了。先是小件，后来是一台手扶拖拉机的变速箱。我那时候急着想露一手，拆的时候没做记号，装回去有两个齿轮倒了，一试车，咔咔响得人心慌。车间主任跑过来，当着满车间的人骂，说公社等着用车，你们钳工车间养了个啥。我脸烧得厉害，恨不得钻到地缝里去。周师傅就站在旁边，一句没替我说，脸上什么表情也没有。

等主任走了，他一句话没吭，把那变速箱又全拆开，零件一个一件一个^②摆在地上，摆成一排，让我看着他装。他手上的动作不快，每放一个件都停一下，像是在跟我说什么，又像什么也没说。装完了，他说：“拆的时候就想着怎么装。”就这一句。

那天我们俩干到天黑，食堂早关了门。他从抽屉里摸出两个冷馍，一人一个，就着炉子上的热水吃。我咬着馍，心里头又是委屈又是羞愧，觉得他太狠了，骂我的时候不吭声，这会儿也不说句软的。可嚼着嚼着，那股劲儿慢慢下去了——他把自己那份也掰了一半给我^③。

七七年过年前，他叫我去家里吃饭。厂后头两间平房，师娘个子比师傅还高，炖了一锅白菜粉条，里头有肉，切得很薄，我数了，十几片。师傅那天喝了点酒，话多起来，说那截手指头不是冲床压的，是他自己当学徒时不听话，师傅让别动的机器他非要动。说完就笑，师娘在旁边拿筷子点他：“又提这个。”我那时候才明白，他为什么老让我别着急。

七八年出师考，考的是装一台柴油机的调速器。那东西零件不大，可公差抠得细，差一根头发丝儿都转不顺。我在台钳前站了一个多钟头，拆拆装装，手底下没停。考完我拿棉纱擦手上的油，周师傅从车间那头走过来，在我工具箱边上站住了。

他从柜子底下翻出那把锉刀——木把磨得发亮，刀口也薄了，是他用了好些年的。他把锉刀搁在我台面上，说：“以后你自己看光。”

我一下子没接上话。那把锉刀我认得，跟他这些年，他手底下那些边边角角的活儿，都是它锉出来的。我伸手去接，沉甸甸的，木把上好像还带着点他掌心的热乎气。我张了张嘴，大概想说句什么，到底也没说出来，就点了点头。他也没多站，背着手走了。

后来厂子改制，我也调走了。那把锉刀一直搁在我家抽屉里，跟些旧螺丝、卷尺混在一处。有时候翻东西翻到它，我就拿出来看看——木把倒比先前更亮了，是我这么些年摸的。我掂着它，眼前就浮起他对着窗户照刀口尺的样子，眯着眼，光从缝隙里漏出一道一道的。他点一下头，我在旁边能高兴半天。还有那两个冷馍，那一锅白菜粉条，都在心里头搁着。

手艺传下来了，师恩也没丢。^④

我妈这辈子不爱说话。我小时候以为她天生就这样，后来才明白，有些人的话是省下来的，都攒在手上。

那台蝴蝶牌缝纫机是她结婚时我姥姥陪送的，在那年头算得上一件大东西。我童年的夜晚全被它缝住了——灯一拉，我钻进被窝，隔着墙就听见咔哒咔哒咔哒的响声，匀匀的，急一阵缓一阵。那声音一响，我就知道她还没睡。有时候半夜醒了去茅房，看见她屋里灯还亮着，门缝底下漏出一道黄光，缝纫机声像一根细线从门缝里钻出来。她给街坊做衣服、改衣服，收一点手工钱，人家手头紧的，给几个鸡蛋也行。

我们家三个孩子，衣裳都是往下传的。我穿小了给我妹，我妹穿小了给我弟。每回传下去，妈就重新拾掇一回，袖子接一截，裤腿放一放，颜色不对的地方她想法子找快布头盖上。我上初中那年，班上好几个女同学穿了的确良的衬衣，白的，风一吹，领头翻起来又落下去，我眼馋得不行。可我没跟我妈开口，我知道家里钱紧。结果有一天放学回来，床上放着一件白衬衣，领尖上绣了一朵小花，蓝的。我拎起来对着窗户看，布纹匀净，找不到拼缝。后来才晓得，那是她拿人家做衣服剩下的零碎布头，一块一块拼起来的，拼得叫人一点都看不出来。那朵蓝花我后来琢磨，大约是她觉得全白太素了，又舍不得买丝线，就用了什么零头绣的。

还有一回下雨。她来学校接我，就一把伞。一路上伞全挡在我这边，她半边身子淋得透湿，布衫贴在胳膊上，头发梢往下滴水。我那会儿不懂事，还嫌她走得慢，一路催她快些走。现在下雨天我自己打伞，总想起那天她那只湿透的胳膊。

我出嫁那年，她给我做了两条被面，大红的，绣着鸳鸯。她白天做活儿，晚上就着灯绣，熬了好多个晚上，眼睛熬得通红，也从没跟我说过一个累字。

后来我搬到城里，离家远了，回去的次数一年比一年少。再后来她眼睛就不行了。有一年过年我回去，推开门看见她坐在缝纫机前头，一手捏针，一手举起线，对着灯，穿了半天也穿不进去。针眼那么小，她眯着眼凑近了又挪远，来回好几回。我走过去说，妈，我来。我一下子就把线穿过去了。她接过针，笑了一下，说：“老了，不中用了。”说完又低下头去，那根穿好的线在她手里晃了晃。

那台缝纫机如今还在老家，安安静静靠窗放着，身上盖着一块布。我每次回去，进门先去掀开看看。有一回我掀开，手指头顺着机身上的纹路摸过去，摸到蝴蝶牌那几个字的凸起，忽然觉得那咔哒咔哒的声音还藏在里头，等一个人坐上去，踩起来，它就又能响。